如前所述，宪法权利对私法的影响可以说是现代私法所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法兰西帝国的主要缔造者拿破仑对于《法国民法典》的认识堪称经典，当回首往事时，拿破仑曾说：我的光荣不再于打胜了四十个战役，滑铁卢会摧毁这么多的胜利…但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的，会永远存在的，是我的民法典。五、意思自治原则中国的发展和在我国立法中的体现中国古代高度一体化的中央集权政治结构与儒家意识形态结构覆盖下，没有公民意思自治生长的空间。
双方或多方民事行为的内容和形式由当事人自愿协商，任何人不得将自已意愿强加给他人。（二）在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不唯如此，在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的有限处分与人民法院依法审判行为相结合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中也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的内在含义。四、最早确立：拿破仑法典意思自治作为契约法上的一个原则被完整、明确地提出，最早产生于16世纪的法国。而魏振瀛先生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是自愿原则的规范表述，并将之与法国民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相较， 认为自愿原则含义包括：民事主体的行为意思自治。总之，意思自治原则的发生发展历程说明其在国家法治建构中的主要意义并非是国家意志对于私主体自主意思合致的限定，而是恰恰相反，体现着现代国家对于私人在民间交往中主体地位的确认和对当事人自主意志的尊重，其原初意旨正在于以当事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意思表示一致来框定司法裁判的范围，并约束司法裁判的姿意。
咸与维新和变法图强成为了国难当头时的工具选择，法律科学作为研究如何开放民权，激发民智的学问成为显学。法国法则区别说的重要代表人物杜摩兰（Charles Dumoulin）在其所著的《巴黎习惯法述评》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契约法律适用方面的当事人意思自治（autonomy of will），他认为契约既然是一种合意之债，缔约双方当事人主观上应当能够自由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法律，并表示共同服从该法律。其次，从空间维度来看，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经济发展相对不平衡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城市不断扩张的大国。
当然，也不能因此忽略对民主代议机关立法能力的强化。宪法赋予的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地位不可动摇，这是人民共和政体的命脉所在。许宗力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法律相对于命令具有法治意义上的优越性，自不能从中导出法律保留的要求。具体而言，在当下中国的宪政语境下，法治与法律保留是何种关系？法治是否像某些域外学者所言并不必然导出法律保留？而这是否又意味着法律保留并不必然蕴含法治逻辑？如果蕴含，此种逻辑具体是如何展开的，其功能上的边界在哪？能否有效回应当下中国复杂社会对公权力服务的冀求？本文将立足于中国的宪法背景，在本土的法律制度脉络中探析法律保留之法治机理，揭示其运作逻辑，指出其在这一维度上的内在紧张与局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
这无疑是法律保留的一个先天局限，如同人无法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结果，国务院就经常用发布决定命令的形式来取代行政立法。
[37]孙展望：《法律保留原则着陆的制度瓶颈——以山西煤矿整合事件为例》，载《河北法学》2011年第4期。《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我国的制度语境中，尽管法律没有规定则意味着行政不能行动。行政机关的功能定位是执行权力机关意志，依法行政就是履行这一职责的制度保障。
由此，法律保留的制度逻辑呈现两种取向：一方面限制行政权，强调消极行政，体现了法治的理念。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需要强调的是，行政权的这种野心并不是完全基于私益的考虑，其实和宪法等赋予其的职责也有某种内在关联。这一法治逻辑与政府治理能力存在相当的紧张，在临近后工商时代的当今复杂社会，其表现得尤为剧烈。
两者之间的紧张使得法律保留的制度逻辑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分裂，而其中民主又占据上风。美国建国之初，联邦党人对国会最大的担忧就在于此，而主张司法审查以抑制国会的多数人暴政。
尽管在当代复杂社会，由代议机关主导社会治理不切实际，但不能因噎废食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为民主代议机关无法作为。在此意义上，法治的要义在于对政府的限制，而非对公民的管制。
其理由是，根据德国基本法，所有赋予人民权利或课以人民义务的外部法（Au?enrecht）都必须有国会立法授权。权利强调的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而多数决原则强调的是多数人利益至上。3.法律没有规定但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内的（如征税），则行政机关不得对外行政。他们认为，在十九世纪君主立宪时代，这一因果关联大致成立。[7]这一条款不仅强调了法治作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的地位，而且也明确指出了法治的核心要素——任何组织与个人都在法律之下，包括政府。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正是权力扩张与政绩追求这种冲动的惯性下，政府往往片面追求公共利益而过度挤压财产权。这一概念源自德国公法学界，上个世纪后期被引入中国，用以命名我国的类似制度，如《立法法》第八条等所规定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事项。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注释】基金项目：国家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转型期法治的理论、制度与实证研究（本项目的校内项目号为：203000-123210301）。
甚至还有后现代的问题，如在经济全球化、网络虚拟化、交通迅捷化的背景下，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人和人之间交往不断纵深与多维度化，与此同时，文化与价值日益多元乃至虚无主义横行，阶层冲突与群体利益矛盾频繁且不稳定，经常出现意想不到的流变。[5]如此，所谓规则之治方能真正实现。
自上个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结构与法律制度的部分变迁，法治与法律保留之必然关系遭到部分德国本土及台湾学者的质疑。（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所谓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皆当作此理解。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权行使机制研究（项目号：10CFX005）。
[40]法治的这些内在紧张在法律保留制度上同样存在，这些法理学命题又可以转化为一个宪法学命题：强有力的政府与公民自由的冲突问题。[19]而且，法治国能否理解为法律保留的宪法理据，其实不需要去论证法治国是否必然意味着法律保留，而只需要证明法律保留蕴含法治的精神即可。
但由于所谓行政必须有法律规定又可以理解为上述两种法律保留。[8]《立法法》第一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一条。
[8]民主与法治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宪政制度的两大支柱。[21]其次，法律保留意味着通过人大立法来限制行政立法和立规，这种分权逻辑正是法治的要义之一。
这些都要求加大政府干预社会的纵深度，但法律保留遵循的却是抑制政府积极作为的消极行政治理模式，或者说是一种将民主代议机关推向社会治理前台的积极立法模式。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三、法律保留之法治逻辑检讨但是，法律保留的法治逻辑并不彻底。对此，法律保留设计宜拿捏分寸，恰当收敛保留密度，张弛有度地驾驭行政权。
这种数千年来未有的工商时代对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对此，法律保留设计宜拿捏分寸，恰当收敛保留密度，并借助其他制度共同平衡强大的政府与公民自由权利之间的紧张。
从逻辑上而言，依法治国或者依法行政虽然强调行政必须受到法律拘束，但这只意味着行政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依照法律。无原则地强调立法机关下放立法权给政府，显然是将洗澡水与小孩一并倒出的愚蠢之举。
一方面，随着市民社会的慢慢成长，政府的权力应当慢慢从社会退场。正如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则黑色的乌鸦一说就是画蛇添足。
关注微信
